我们的青春谁做主？的故事

　　最近在一个报社实习，青春奉命主持一个该报英语周刊上的做主栏目，叫《翻译秀》。青春为什么把摄影师称作扫地僧周刊的做主责编会在头一期的报纸上给出一小段中文，热心读者看了过后把它翻译成英文，青春然后给周刊发过来。做主我的青春义务就是遴选两三个读者的翻译，指出其中的做主错误，然后给出自己的青春改译。 　　报社另有一个实习生，做主为什么把摄影师称作扫地僧是青春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学汉语的做主。每次我做完这个栏目，青春她会帮着看一看，做主毕竟英语是青春人家的母语，挑错眼光应当比我精准。有一次，她看了我改译的一段文字，通知我其中有一处改得不恰当。那处文字的中文意思是说一个爷爷想带自己的孙子出去放鞭炮，就说道：“外面太热闹了，在屋里早就坐不住了。”前半句没有什么可说的，关头是后半句，我想把爷孙俩被外面的鞭炮声吸引出门的这个意思翻译出来，于是改译为：“We are eager to join in．”表达爷爷在向第三者叙述他们火急想出去的心情。我颇为自己的这个翻译暗自得意，但是美国人却认为正是这里出现了问题，她的理由是：爷爷说自己想出去放鞭炮是可以的，但他不能代表孙子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我用的词是“热切（ea?鄄ger）”，这是一个很主观的词，而爷爷“热切”并不表明孙子也必须“热切”，所以这种代表干系是很武断的。我晓畅她的话所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那便是“你不要随便代表别人”。虽然她随后又委婉地说：“不过你这也不能算一个错误，顶多算是用词不当吧。”但对我不啻为一记当头棒喝。 　　我上中学那会儿，英语也不差，写作文的时候就是这么在用。之后出国了，写文章的习惯也一点没改。也许澳洲人比较懒，他们从来不曾指出我的这个毛病，可这个美国人到底是给我说出来了。曾经我还认为自己和同龄人比算得上是比较理性和客观的了，无奈文化的力量是如此无孔不入，每个人在其中都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自古以来，国人都觉得在上者可以随便替在下者表达意愿，似乎这是天经地义。比如官员可以随便在任何场合代表人民。当然了，这本也无可厚非，毕竟他们所表达的基本上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但往往会有这样的时候，比如在电视上看到某官员代表着包括我在内的民众向某来宾表示“热烈接待”，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被接待者是何方神圣，他的人格、人品我并不知晓，大概我根本不会喜欢他，但你都代表我接待了，我纵然有意见也只能深藏心中了吧。这种代表干系不仅限于官方场合，在社会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领导代表员工、校长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子女……人们习以为常，就没有人想到问一句：“你是否有权代表我？”诚然，在许多场合，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询问人们是否愿意被代表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已经默认了这种做法，不知不觉中与之达成为妥协。当这种妥协成为群体认可的现象过后，个人的声音就必然被埋没，个人应该受到的尊敬就在妥协中被疏忽了。 　　这个美国实习生表面上只是纠正了我译文中的一个瑕疵，但现实上她在如此细微的地方通知了我：许多时候，中西方的差距其实并不只是显示在经济方面，更多甚至更本质的差距，还在于文化看法和思维方式上——很小，但足够让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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